关于邓式改开的思考
你对李大同的批评，也是对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你的见解，谢谢你的信任和坦诚。我本不想置评的，但你希望听到我的批评意见，本着同样的坦诚和信任，便说上几句。因为事关根本，需要有充分展开的论说才能完整系统地表达我的意见，故以下所言仅是鳞爪，希望日后有更充分交流的机会。
我一般不在术的层面谈论问题（那不是我的强项，也非我的兴趣所在），而更愿意在道的层面廓清认知。具体的政策措施涉及很多专业技术问题，我无缘置喙，而其背后所蕴涵的道理则是我所追求的。顺便提一句，中国传统文化强于“术”而弱于“道”，有数千年统治（驭民）之术的深厚积累，而对于“道”的追溯却只有感悟式的碎片存留于典籍之中。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精神遗产。
你对邓们的辩护，从“术”而言或许有道理，但从“道”的层面来说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问题要从文革的发生及其否定说起。如果依照你的逻辑推论，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从发生到终结（暂且借用这个词）都是可辩护的（因为毛是老一代人的最杰出代表）。可是，文革是一次偶然发生的错误吗？从中共建政时起（甚至可追溯到延安整风），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一路运动下来，文革难道不是早已点燃了一根长长的导火线？这期间，哪一次运动、哪一件事从“术”的意义上没有合理的理由？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兜圈子，那么永远也找不到彻底反思文革及之前十七年的思路。因为我们“道”的资源匮乏，必须到世界文明中去寻找和汲取。也就是说，看中国的问题，不能局限于中国人的视野和智慧，而必须开窗破墙，以世界的视野来分析定位中国的问题，否则恐怕难以走出唐德刚所说的“历史三峡”。
很不幸，文革也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也为彻底否定文革埋下了隐患。尽管如此，痛定思痛，文革的结束还是给国人带来了一次精神和心灵的巨大解放，使得对文革甚至之前的十七年有全面彻底的反思和清理，尤其是摘下极大束缚了中国人思想的毛的紧箍咒有了可能。1980年10月开始的四千老干部讨论会就是这一可能的注脚。会议开了一个月，集中声讨了毛的罪行和错误，对毛的否定比后来的《历史决议》要深刻彻底得多。但是邓力排众议，最后一锤定音：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8、299、301页）这就为《历史决议》定了调，为邓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也为今后跛足的改革画好了圈。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不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而是在老人划好的既定范围内“摸着石头过河”的一场束手束脚的游戏，如今的尴尬局面是当初就定下的基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而我相信，如果当初能抛弃一切束缚思想的紧箍咒，拥抱现代政治文明，吸取其营养，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和能力，这样将会大大缩短走出历史三峡的时间。而这个机会，正是以邓为代表的老人们亲手扼杀的，甚至在1989年再次出现历史机遇时，他们不惜采取血腥手段再次将机遇之火扑灭。
所有这些，从“术”的层面，都有可为其辩解的理由。然而，从“道”而言，这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类的，是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你对老人们的极高评价。
你说：“老一代人的行为，反映了中国社会悠久的实事求是的文化底蕴。这些农民革命家真的懂得农民，传统社会的中国农民。他们靠农民打天下。对农民愿望了如指掌。所以，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抗拒计划体制下培育出来的整个政府和知识界。”在我看来，这真是错得离谱。中国社会悠久的文化底蕴绝不是“实事求是”，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国社会的悠久而深厚的底蕴是权谋之术。这正是我们在向现代文明转型中必须予以彻底抛弃和肃清的东西。正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农民，满脑子的农民意识，传承的是农耕文明的前现代思想和意识，所以才难以破茧成蝶，成为有现代文明思想的政治家。
还有一点我想指出，这一代执政的老人们，并不是代表现代文明的精英，而只是靠枪杆子打出政权的一代枭雄。他们靠着权谋、嗜血和坚韧的意志打下了江山，但倘若不能跟上现代文明的潮流，真正将“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走上你所说的宪政之路，那么他们终将被历史淘汰。事实上，中国这几十年形成的是逆淘汰机制，真正有识见的精英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被无情地绞杀，而满身匪气的兵痞和投机钻营之徒却弹冠相庆地登上了各级乃至最高领导层，这对社会正义的扭曲和摧残是无法估量的。董时进这样的贤达五十年代初还有不少，可现在有几人记得他们的名字？顾准这样的思想探索者在六十年代已经形单影只，几乎只能孤军奋战、单兵掘进了。而像杨小凯的思想启蒙老师刘凤祥这样的先知，在七十年代早已囚禁牢中无法发声，要不是杨小凯后来披露，有谁知道他在那个年代就已经点拨小凯“要学习英美思想”了？所以不是中国没有人，而是真正有见识的人在那个年代一批又一批地被“淘汰”了，从思想到肉体。
也因此，改革必须是真正解放思想、不划定框框的改革，真正的改革必是触及执政集团利益的脱胎换骨之举，毋庸讳言这将是十分痛苦的。能否真的实行改革，关键在于执政集团能否彻底抛弃江山思维，走上宪政之路。以目前他们反宪政的立场和态度看，我表示悲观。
你觉得当时若没有邓一代老人掌舵，中国没有更有能力更有智慧的人可以出来开拓局面。我觉得你还是对领袖过于倚重，有句话说得好：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我相信，只要思想彻底解放，言路充分放开，在各种意见的争辩论说中，真理性认识自会涌现，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也自然会出现，这时按人民选择的道路走，才是正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曲折和反复，但最终会走出历史三峡，走上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任何由领袖划定框框、定于一尊的“基本原则”、“特色道路”都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邪路，这个根本的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是难以挽回的。
另外，你好像对陈云等老人的计划经济“智慧”不乏赞誉。且不说在他们搞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一理论早已被哈耶克等人所驳倒，反映出他们对现代经济理论发展潮流的无知，而从实践上看，他们搞的也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是权力专制下的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
你说改革的方向是走向宪政，这我完全同意。你认为实行宪政必须有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信仰基础和最起码的制度建设），我也认同。你说：“保护财产权利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现代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在私人财产还不能被宪法确定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下，公民的财产权如何得到保护？公平的税收制度如何建立？这就必然涉及到观念破局（即思想解放），首先是破意识形态观念之局，试问，现今的执政集团真有这样的改革意识和改革决心吗？以我之见，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对意见抵制到他们无以为继时，所谓“改革”只能是执政集团进一步攫取和分配社会利益的漂亮说辞。过去他们是这样做的，今后仍将继续如此。
还有一些我感兴趣的根本问题，如英美思想与欧陆思想的异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当代保守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等等，你若也有兴趣，今后亦可交流。你上次给我看的王东岳的演讲视频，我看了大约五六个小时，乍听感觉震撼，然仔细琢磨，觉得作为一家之言尚可参考，但总体上他对历史的解释仅是他提出的一个假说，对这种基本上既不能证伪也无法证实的假说，大可不必太在意，而在哲学上他其实并无自己新的建树，只是将前人的东西作了一番精心的言辞包装而已。
DMW 9/4/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