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启蒙
下乡那年我是个初中生。在学校时，男女生同桌不说话，课桌上还划着三八线；下乡的头两年，男女生毗邻而居，却不相往来。我们没有接受过起码的性教育，谈恋爱被视作下流行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情调的泛滥，要遭受众人的鄙夷，甚至批判。国家主义的土壤排斥任何个人的空间，但青春不可抑制地蓬勃、焕发，性的意识在革命的缝隙里歪歪扭扭地生长。当年在农场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仍让我耿耿于心。
一、“史大肚子”他妈
69年去东北农场的时候，我们大都十七八九，正是恋爱季节。宿舍就安在一个大仓库里，东西两扇门，中间用芦席隔开，东边住女生，西边住男生。一根铁丝穿过芦席，从东墙拉到西墙，挂毛巾脚布。真是放屁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那个年代，不仅是爱被压抑，一切个人的自我意识都被泯灭，人人都成了螺丝钉，而且不分公母。
记得那时我们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海军战士想念毛主席”，我还记得歌词：
白天我工作想念着你呀，我敬爱的毛主席；
黑夜里睡觉我梦见了你呀，我敬爱的毛主席；
我没日没夜都想念着你呀，我敬爱的毛主席；
我最大的心愿是见到你呀，我敬爱的毛主席。
这边的女生唱得声嘶力竭，那边的男生拼命起哄，还猛拉铁丝，毛巾、脚布飞起来，落到炕上、地下。这是男女生之间很少的互动。
情欲被硬性压抑，感觉反而变得格外灵敏，那时候，身边的人谈恋爱，我会感同身受。有几件事情更是刻骨铭心，对我来说，那就是青春期爱的教育。
我们住的大仓库前面种了好几排山楂树，再往前，贴着路边就是机井房。夏天的傍晚，茂密的山楂花开满枝头，透过花丛可以窥见管机井的老李头和老史太太在约会。老李头六十郎当岁，鹤发童颜，腿脚利索，夏收誓师大会上，他一蹦上台，慷慨激昂，发完言再一跃而下；据说他是辽沈战役中的英雄，还得过军功章。老李头没有官衔，但是有大权：因为当地水质不好，分场又只有这一口机井，大伙儿喝水都靠它，一到傍晚，机井房门口就有人排队打水，所以管机井就成了个肥差，家属们来挑水时常带些吃的孝敬他。老史太太，其实也就五十来岁，但她走路颤巍巍的，看上去就病病歪歪；她的儿子史大肚子是二中队的管教干部，脾气特坏，有一次看见他打马，差点儿没把马给整治死；她的孙女儿也工作了，跟我一个连队。东北的夏季，天黑得晚，七八点钟还透着亮，我看见老史太太拿着一大包衣服递给老李头，那也许是拆了，洗过，又重絮的棉袄棉裤；我又看见老李头递给她一大兜鸡蛋。他们隔三岔五在机井房边上见面，老史太太常常替老李头缝缝补补，老李头总记得给她两尾鱼，要不就是几个蛋，有时候还有罐头！看他们约会，成了我的一档定期节目。天渐渐冷了，山楂树上的叶子掉光了。天黑得早，我见不到他们了，估摸着换了地方？年边上，我回了家。
再回农场已是春暖花开。山楂树爆芽的时候，我想到了老史太太，“怎么老没见着她？”我四处打听。“你还不知道呀，她死啦。”“好好儿的，怎么说死就死了？”于是我听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年前，老李头和老史太太商议结婚，史大肚子坚决反对，家里闹得鸡飞狗跳。老李头的倔脾气上来了，扯上老史太太去嫩江登记。没想到他们坐的马拉雪橇被史大肚子坐的拖拉机赶上了，儿子拼死拼活把守寡多年的老娘拽回了家。老史太太连累带冻，再加上气，回家就躺倒，没俩月就翘了辫子。老李头的腰立马佝偻了，人像矮了一截。
白色的山楂花又开了，纷纷繁繁的花瓣盖满枝头，花丛中再也见不到两位老人，我的心里空落落的。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象：在那天寒地冻、白雪茫茫的大地上，两个老人抱成一团坐在马拉雪橇上，本想地角天涯……我希望他们拥抱在一起，至少可以彼此取暖。
二、缝纫社的小姑娘
五月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分场管理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干巴汉子趁老婆带俩孩子回娘家，把缝纫社一个二十来岁的黄花闺女儿小松领到他屋里，三天三夜没出来。他们被基干民兵铆上了，最后被堵在被窝里。那年月，农场职工的业余生活枯燥贫乏，没有书刊杂志，没有棋牌室，电视还没发明，总场放映队一两个月才来一次，除了《地雷战》就是《地道战》，放到一些经典对话，底下的人都能接上茬。所以这一“桃色事件”就成了娱乐新闻头版头条，弄得农场干部们像吃了兴奋剂，上窜下跳，以抓阶级斗争为名，搞成了一台大戏。开斗争会那天，女生坐在前面几排。基干民兵压着管理员上台，喊了几句口号，就要他交待罪行“从握着小手开始，到怎么脱裤子上炕”，一点儿不能隐瞒。管理员獐头鼠目，涎皮赖脸地一点点倒出来，台下不时爆出淫荡的笑声。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我没有回头，但能感觉到身后有人跟了上来，一个、两个、呼啦啦一片，所有的女生都出来了……
小松喝了“敌敌畏”。她是河南农村人，家乡受灾，活不下去了，跟着亲戚来闯关东。她软弱——为了保住缝纫社的位置，不得不屈服于顶头上司——分场管理员；她想不开——在这样的嘲弄和侮辱下，觉得只有死路一条了。更大的不幸是她找死，却又没死成——经抢救她活过来了，但中枢神经坏死，整个人瘫痪了。我后来在总场医院见到过她。
我当时正在医院护理一个被拖拉机压伤的知青，目睹了小松的惨状：她仰天躺在病床上，脸色惨白，生活已不能自理，眼泪从眼窝里溢出来，顺着瘦得只有巴掌大的脸淌下来。没有一句安慰，护士们就当她死了一样，在她面前指指点点，议论着她不乐观的前途。那是一个批判人性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小松是个 “被社会唾弃的道德沦丧者”，即使死了也比鸿毛还轻。我可怜她，但也只能在心底里，因为懦弱，我甚至不敢在周围敌视的眼光下走近她床边。所以当我看见有人公然表示出对她的关切和同情，我由衷地佩服。他是外科主任徐克，除了指点护士们给小松吊针、喂药，指责她们不替小松清理床铺、喂饭，他还会握住小松的手，安慰和鼓励她“你还年轻，想开些”，“慢慢会过去，会一点点好起来的”。
会好起来吗？小松的前途在哪里？我们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三、徐主任
徐克40来岁，身高一米八几，大眼睛有点鼓，儒雅的谈吐不像是当地人。他是小松的主治医生。在那个年头，他无视众人的议论，对小松出自于职业道德以及人道主义的关爱，令他鹤立鸡群。因为关注他，我又发现了一个老是腻在他身边的小个子女人。她也是医生，只记得她姓关，和徐克年岁相仿，长得有点象二毛子（俄罗斯混血儿）。她每天替外科主任打饭、洗饭盒，殷勤备至；而外科主任对她却是一付拒之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护士们当着主任的面，不敢违背他的旨意，背着他就嘀嘀咕咕地议论不休——原来外科主任也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小个子女人是他的太太。
这儿原来是劳改农场，在知青大规模下放之前，除了劳改犯、部队转业的管教干部、还有就是劳改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后面两种人的家属。农场的医院叫新生医院，名字就包含了这层意思。徐克原来是哈尔滨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关医生是同一家医院的麻醉师，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已进了大学。就在关医生眼皮子底下，徐克和一个开刀房的女护士好上了，还提出了离婚。关医生坚决不离，她咽不下这口气，告到党委。党委找徐克谈，徐克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得了个党内警告处分；女护士调走了。关医生觉得处理太轻，不解气，又告到法院。她不依不饶，闹得天翻地覆，最终告下来了，徐克被开除党籍，判了一年徒刑。徐克的医术好，医院为他保留了工作岗位。刑满释放后，他本可以回哈尔滨上班，但他拒绝了，他在作出留场就业决定的同时，又一次提出离婚。但关医生还是不离，坚决不离，要死要活就是不离。在她下定决心不离不弃的同时，辞去大医院的工作，迁出大城市的户口，跑到劳改农场，一门心思守着她那死不悔改的花心丈夫。太可怕了，从此，我对爱情有了敬畏之心。
后来，我的知青朋友转院回了上海，我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我做过一个关于他们俩的梦，有点怪里怪气的：好像是关医生成了管教干部，在大声呵斥徐医生……
四、“花棉袄”
我注意到韩毅，是在下乡后的第二年头上，春寒料峭之际。我们农场原来属劳改局分管，只是为了接受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临时换了牌匾，摇身一变成了国营农场。那时候场里的人分三种颜色：劳改犯穿一身灰不溜秋的囚服；老乡们则是一身黑，就像北大荒的黑乌鸦；而知青都穿一身仿制的黄绿色的军装，臃肿得像一颗颗大头菜。韩毅却穿得与众不同：一身灰卡其布的学生装，大白回力球鞋，还背了一个当时城里人流行的灰色马桶包，特别扎眼。他有一米八吧，推个小平头，目不斜视。我忍不住打听，原来前后左右的女同胞们早就了解了他的底细：他竟然是个二劳改（留场的劳改释放犯）！我对这家伙充满了好奇。
有一段日子，我在猪舍烧饲料。隔壁就是酒房。即使在冬天，酒房里也温暖如春。韩毅和另一个二劳改光着膀子，挥着铲子在一个大木桶里搅拌酒糟。有一次大伙儿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和他闲聊起来：原来他是鸡西师范的学生，文革中两派武斗，他是其中一派的头头，打败了，就拿着学校教务处的400元钱，带着几个骨干，跑广州串联去了。他们回来时，一下火车就被另一派逮住，五花大绑拖到学校开斗争会。韩毅告诉我，前一年他曾作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上台讲用，这次角色转换，竟成了批斗对象，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大闹会场。没想到另一派和公安局有关系，他当即被抓进去，以携带公款逃跑和破坏文化大革命之罪，被判了一年；因为在拘留所已呆了六个月，到农场四个月后就刑满了。但他不想回家乡，觉得丢死人了。酒出锅以后，韩毅他们就不来猪舍了。隔年，我听说他去了马厩，还听说有个绰号叫“花棉袄”的上海女孩在追他。一说“花棉袄”，我就想起来了，她是第二批从上海来的知青，长得人高马大，虽不好看，但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的花棉袄在农场只有灰、黑、绿的色谱里注入了绚丽的色彩。没过多久，又听说农场革委会主任分别找他们两人谈话：不许他们谈恋爱。场领导对韩毅施加压力，把这件事上升为阶级斗争新年动向，要他别忘了自己的“二劳改”身份。韩毅说：“都是她来找我，只要你们管住她，我绝不会去找她。”于是他们对“花棉袄”加大力度教育，可她是一根筋，根本不理农场领导的苦口婆心。后来见不到韩毅了，听说被领导发配到菜窖里去了：满以为“花棉袄”见不着人就死了心，可是这哪能挡得住一个坠入情网的女孩儿熊熊燃烧的爱欲之火，她满世界地找，见谁问谁，根本不在乎人们背后嚼舌头、当面给脸色，也不害怕场领导的恐吓，终于还是找到了……我和“花棉袄”不在一个连队，不是同一个宿舍，难得在食堂碰到，只觉得她变漂亮了，脸上的“坑坑洼洼”也平复了许多。第一场大雪之后，知青们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请假回家，谁也不去关心他们了。
来年春天大队人马返场后，发现知青仓库的箱子被撬。隔不了几天，大队部传出消息，说是韩毅干的，人已经抓起来了。后来传闻越来越多，归总一下，我大致了解的情况是：临近过年，“花棉袄”怀孕了，那时嫩江的气温已是零下三、四十度。因为没有办结婚登记，她不敢在农场生产，也不敢回上海面对父母，所以决定去鸡西——韩毅的老家生孩子。两个人的积蓄甚至不够买火车票，情急之下，韩毅决定铤而走险；他撬了学生仓库里的六个箱子——知青本来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稍好一点的衣服都穿着回家了，窃走的物品也就折合人民币40元，刚够买两张到鸡西的火车票。
他们是在哈尔滨被抓回来的，分关两处。场革委会的干部和知青连长轮着班给“花棉袄”做思想工作：只要她上台揭发韩毅，说是他勾引和强奸了她，就可以不处分她。“花棉袄”起先还挺硬气，咬着牙不啃声。后来，他们威胁要押着她去上海找她父母亲的单位，还有街道里委会……她崩溃了。听他们说，她的哭声就像山里的野兽，一直哭到嘶哑的嗓子发不出声音。
开斗争会那天，我看见她了：已是春末夏初，她还穿着那件花枝招展的棉袄，只是已遮不住那隆起的肚子……我不敢直视台上。那是1973年，那一年毛泽东给一个知青家长回了封信，中央因此出了份三十号文件，韩毅正赶在风口浪尖上，作为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被重判六年。
“花棉袄”生下孩子不久，就被调往大兴安岭林场，孩子送给了总场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据说是个干部——这是农场干部为她安排的光明大道。“花棉袄”毁了韩毅，否则他不会被判六年；但又是谁害苦了“花棉袄”？她千方百计追到的男人被她一脚踹进了深渊，她的亲身骨肉被迫送人；那一年她不过二十来岁，以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她会怎样的追悔莫及！那些拆散她的家庭，说服她去揭发情人，栽赃情人的人个个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是真理的化身，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以为他们维护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那么，又是谁愚弄了他们？人性何在？！
想着想着，我会把自己代入进去：如果我是“花棉袄”，我敢堂而皇之地追一个“二老改”吗？我会跟他一起逃到大山里去吗？我会带着那样的伤痛活下去吗？
所以又想起此事，是因为看到知青文集上，当年参与处理此事的知青连长写的回忆文章——她成了救“花棉袄”于水深火热的救星——她也许真是这么想的。
督山 10/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