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同学和朋友许子明
听说“北美上中人”群聊中提到许子明，我们不胜感慨。许子明是我们的上中同班同学，又和我们一起同时到奉贤五四农场务农。作为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在他离开我们四十几年以后，为他留些文字作纪念，也是时候了。时隔多年，记忆开始模糊，回忆难免会带有一些主观印象，欢迎各位老同学和老朋友补充指正。说到许子明，就得说到我们班，因为他短暂的生命和我们班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1966届高三（5）班由1963年（贯彻“重在表现”政策的年头）通过全市统一考试（现在的说法是中考）从各个区多个中学考入上海中学高中、再通过英语分班考试的学生组成。许子明毕业于静安区的建东中学，是共青团员和建东中学的少先队大队长。当时的中考成绩是不公开的，有过传说，许子明的中考成绩是最高的一个。很幸运，我们班几任班主任都是善良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按照上中传统的教育方式指导和影响我们，班级历届的学生干部和同学们都是单纯和真诚的青年学生。跟其他班比，当年宣传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班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火药味。即使一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压抑感觉（后来才知道，其它班级的阶级斗争气氛比我们班不知道要强到哪里去了）。文革前大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学习上面，“为革命奋发学习”。同学之间相对来说相处和谐、气氛融洽。
许子明正直、热情和阳光，在这样的氛围中无疑成了班里的活跃分子之一,在班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的围棋水平在全班应该怕是很难找到对手。他热爱音乐（在学校时唱歌，到农场后开始练习小提琴），游泳也很出色。他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上中高中男篮一直在全市比赛中名列前茅。尽管他球艺并非出类拔萃，不能算是篮球队的绝对主力，但他是教练必不可少的助手。不过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谦谦君子，一个敏感的谦谦君子。他在路上碰上似曾相识的人，对方多半远远地就会看到他在温和地对自己微笑。后来他老实告诉我们说，他近视但不喜戴眼镜，所以碰到路人只要似曾相识，他一律微笑迎之，以免被人误以为自己架子大和不近人情。他学习刻苦、认真和努力，尽管受到篮球队训练和比赛的影响，他依然可以保持自己的成绩至少稳定在中上水平。他爱好读书和思考，尽管当时的环境下可供阅读的东西非常有限。
高三时他受到最高领导“教育革命”指示的影响，开始质疑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首先就是反对靠死记硬背取得考试好成绩。有次考试前的一段时间他放弃了化学课，而私下又告诉人，他一定要得到化学考试的第一名。考试前一两天他突击复习，果然化学考试全班第一是他。他以自己的实践验证了自己的见解，由此坚定了他反对他认定的当时教育弊端的决心。尽管他从不张扬，但是他时不时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引起了我们班政治辅导员（也是当时一位年轻的校领导）的关注。或许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吧，这位虽然年轻但却已经过很多政治运动的校领导经常采用反问句来堵他的口，偶尔也稍微带有嘲笑讽刺的口吻，希望以此不让许子明在“教育革命”中走得太远。但是这却使许子明逐渐认定这位校领导就是上中“教育革命”最大的阻力和障碍。他在文革伊始成为上中第一张批判校级领导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矛头直指这位校领导，现在想起来这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现在已经不可能找到这张大字报的任何片言只语了，但是不超过五百字的短文里面肯定没有后来大字报中常见的人身攻击，即使指责对方的“修正主义”立场，也是采用的疑问句。
许子明平时待人随和。以他的家庭背景，至少在我们班里他是可以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但是恰恰相反，他从不以势压人。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他总是耐心地和你交流和探讨。在那张大字报以后，我们班马上有很多不同甚至强烈反对的意见，但是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向大家解释他的观点，没有面红耳赤，没有声嘶力竭，更没有剑拔弩张。
他的反对死记硬背的教育革命观点很容易引起共鸣，再加上他以理服人的态度，在他周围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随着文革进一步开展，上中的学生和老师形成了两大对立派，许子明和班级大多数同学都属于支持批判当时被认为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校领导的一派。我们班起初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很快就几乎全部站在一起了，是当时校内极少的几乎没有“内斗”的班级。除了没有在同学之间大搞“阶级斗争”之外，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然批判方式是“阶级斗争”的方式，是错误的）的过程中，我们坚决反对武斗，没有挑起过任何武斗。
在当时很容易使人头脑发热的群众运动中，许子明一直注意和尽力纠正自己可能的偏差和错误。1967年5月，他和班级学生组织的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倡议解放那位被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校领导，解放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牛鬼蛇神”老师们（包括唐秀颖、杨惠伦和张允中等老师），从而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致当年我们班被称为上中牛鬼蛇神的避风港。当时这样做保护了不少的老师，在学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两派争斗的气氛中，许子明始终没有把对方视作敌人，相反，在对方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中间，他也结识了几位可以称为知音的朋友。在校革会和学生组织成立时，他不愿意担任任何职务，他热衷的是有更多的时间读书、观察和思考。
1967年2月上海的“炮打张春桥”事件给许子明短暂的人生带来了太惨重的打击。其实许子明的卷入是受到一批复旦的学生的影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时，这批复旦大学的大学生率先发起“炮打”。许子明是如何认识他们的，现在已经无从考证。许子明的“炮打”实在就只是在一群人中间表示过的一个立场。他既没有写过一张“炮打”的大字报或文章，也没有参加过一次“炮打”的集会，最多就是帮着上街贴过大标语。因此，后来当年上中两派的争斗已经兵戎相见时，对方也没有真的把它当回事。 1968年春末夏初随着批判《一切为了九大》“反动思潮”的开展，根据上海市领导的指示，很多学校成立了专案组清查“炮打张春桥”和《一切为了九大》。这绝对不是校一级领导可以阻挡的政治运动，别的学校有些人因此被隔离甚至被关押。参与“炮打”事件的人成百上千，即使相比许子明介入更深的学生，接受调查时只要有“受人蒙蔽”四个字再加诚恳的自我批评，就一定过关。《一切为了九大》的作者是上中学生，上中当然是市级领导关注的重点之一，但是因为这位作者当时已经撤离上海，而且他长期不在学校和介入学校运动较少，所以不了了之。至于“炮打张春桥”，上中毫无清查动静，没有任何人找过许子明调查询问，可见这在当时的上中以及市教育局系统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无法理解的是在我们离开学校以后，许子明被加上的“炮打”罪名就不断被放大和升级，直至将他逼入绝境。许卷入“炮打张春桥”有其偶然性，但同时对文革的盲目热忱却也开始消退。
顺便说明一下，在高二时由（6）班转入我们（5）班的现己作古的戚伟堂在文革中很活跃，但一直游离于我们班级、学校之外单独行动，然而至今还常常有将戚伟堂等同于高三（5）班从而张冠李戴的说法。关于戚伟堂，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已经给了客观和公正的官方评价，在此不赘述。但是时不时的张冠李戴还是需要澄清的。
因为文革，我们66届直到1968年夏天才开始毕业分配。由于当时校级领导机构尚不完备，66届的分配基本由各班分配小组（正式的名称应该是班级文化革命小组）说了算。上大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分配的方向只有上海工厂和农村（上海农场、东北农场，包括一些外地三线工厂）。按照政策，高三每个班级分配到上海工厂和农村的人数必须持平，而父母家庭户口属于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学生一律只能分配到农场或者回乡（因为到上海工厂无处落户）。当时市区户口的范围很小，很多高校如华东化工和上海师院都是归入城镇户口的，户口在学校的教职员工的子女也只能上山下乡。一个班级的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越多，分配难度就越小。高三（5）班没有一个城镇户口、也没有一个农村户口，于是四十几个人的班上就必须有一半同学，即二十几个到农村（包括外地三线工厂）去。那个时候不可能预想到上调回城，更不可能预想到还能上大学，所以这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命运的重大时刻，分配难度可想而知。原来不喜行政事务的许子明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班级分配小组的一员，挑起了重任。当时我们班作为学生代表进入学校领导机构的干天全首先带领班上的胡传森、郑克钦、岳曦千主动报名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许子明和班级学生组织负责人朱懿心、罗忆儿和一些同学自愿要求去奉贤的上海五四农场，还有郭华钟和钟维尧两位去九江的三线兵工厂（实际上那里的艰苦程度丝毫不亚于农村）以及周国屏返乡插队。这样，高三（5）班的分配难度就大幅度地下降，毕业分配很快顺利结束了。当时干天全、许子明等班分配小组成员带头自愿去农村的风格是永远应该被记住的。不过，关于“七君子”的说法却是不够妥当的。全上海老三届毕业生主动上山下乡的热血青年不计其数，上中其他班级和我们一样，甚至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也有一大批，“君子”之称实不敢当。而且班里首先表态去农村的就不止七个人，加上先于我们报名去黑龙江的四位，再加上经过沟通后很快表示愿意一起去五四农场的同学，还有赴九江和返乡的几位，总数远超过了七个人。一个“七”字恐怕对很多人就有点不够公平了。
1968年9月许子明和我们班的几位同学一起进入了五四农场12连。12连是新建连队，除了几位奉贤当地老职工外，全部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12连的上中同学，尤其是我们班的同学，人数很多。和许子明同一寝室的大多是一起结伴到农场的同班同学。连队的生活设施也不错。刚去时12连只种棉花，劳动强度不大。连长是当地老职工老方，指导员兼书记是一位上海干部老沈。老方管生产，老沈很少管我们，接触也少，好像还有过军宣队和贫宣队。我们和这些连领导虽然不怎么热乎，但是我们干活能吃苦又从不惹事生非，因而彼此相处还算融洽。这些给我们在晚上和农闲时闭门读书创造了很好的客观条件。受许子明的影响（很多书籍也是他提供的），大家先开始读马恩著作，后来慢慢地扩大了读书的范围，凡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方面的书，几乎找到就看。至今印象很深刻的有雨果的人道主义作品《九三年》,还有当时列为禁书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吉拉斯所著《新阶级》等批判乌托邦的政论。我们经常一边阅读一边讨论乃至争论。那个年代除了几本之外几乎所有的书都是禁书，我们也格外地小心谨慎。逐渐地，我们有人开始花更多时间自学英语和高等数学，许子明则拜上中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钱震来同学为师，练习小提琴。前几年碰到一位农场住在一起的上中初中朋友，近七十岁了，仍然在大学任职，学术功底深厚。他一再感慨地说，多亏了在农场和你们高三（5）班一起读书，我才没有沉沦。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读书自学是我们农场艰辛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为我们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子明功不可没。
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多以后，几乎和全国范围开展的一系列清查运动同步，连队新书记兼指导员黄涨初到任了。对于黄，可能有些不尽相同的评价。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为此后来被撤职查办又被判刑入狱（撞在最高领袖批示的枪口上，不知道后来有无平反）。黄是上海干部，他有能力有魄力，但是好大喜功、强势霸道和自以为是。黄口头表达能力很强，他批评人，态度并不凶，但是往往看准了弱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而上纲上线，使得被批评的人感觉颜面尽无。不过，他经常和大家一起下田干活，天南地北随便聊。他也很大方，即便连队的批斗对象，没钱的时候也可以从他那里拿牙膏和肥皂。鲜为人知的是黄和许子明早在我们离校前就有过惺惺相惜的对话。当时，黄以农场招工负责人的身份来到上中，许子明是已经决定去农场的学生代表。所以黄刚到12连时，许子明不但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相反觉得更有信心在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黄对许子明和我们也很热情，几次来到我们寝室，表扬和鼓励我们坚持学习，也批评我们抽烟。可是几个月以后，我们逐渐感觉到黄对我们的不满。他热衷于大张旗鼓的形式主义，许子明和我们则更重视脚踏实地做些实事。他向往前拥后呼和一呼百应的场面，而这恰恰是骨子里高傲的许子明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表面上一切都还正常，但是隔阂和裂痕已经产生。差不多同时，上海市教育局派出的调查组来到12连，名义上调查上海的“炮打”事件，反复询问我们和许子明有关复旦那些人的情况，实际已经把矛头对准了许子明。这个调查组回到上海后马上召集一些分配在工厂的同学办学习班，调查的内容明显地转向许子明和我们这些结伴去农场的同学。这次调查后，“炮打”在12连传得沸沸扬扬，黄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暗示12连有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阶级敌人。许子明和我们自然体会到了压力。作为领头人，许受到的压力自然更大。随后，黄又对12连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他先将原先基本按学校组建的班和排改变成不同学校混编的班和排，后又趁着场部建立14连的机会，调走一部份同学去了14连和其它连队。这个调整可以理解为正常的工作安排，但是对于仍然留在12连的许子明，则加重了他的心理压力。他被分配在一个没有上中同学的班里，和多年来一直朝夕相处的同学们随时交流的机会大大减少，他感觉自己被变相隔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烟逐渐越抽越多。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许子明的审查没有升级但也没有宣告结束。但是那个生命攸关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帽子依然悬在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落下。几年以后，受过长期审查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是最为痛苦的折磨。许子明自然也躲不过这样的折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在同学面前诉过苦。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黄对许子明的审查力度升级了。黄带着人远赴黑龙江调查许子明。许子明对此倒不太当回事，一来本来自己就是清白的，二来他对黑龙江的同学也有足够的信任度，相信他们不会胡编乱造。接着又听说黄隔三差五地去上海办事，他慢慢有些紧张了，他判断黄是去调查他的。他倒是不担心上中和市教育局那边，他们先前已经大张旗鼓搞过一次了，毫无结果。他担心的是他认识的几位外校朋友。当时，很多青年学生对文革的种种乱象有了思考和质疑。我们在彼此交谈时偶而也会触及，但往往点到为止，马上刹车，以免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他的这些朋友我们并不认识或者不熟悉，更不清楚他们和许曾经谈过什么。而许子明直到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前几天，才告诉我们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朋友中可能会发生的无中生有甚至血口喷人。黄对许的压力升级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黄给许子明增加了一条罪状“偷抄中央文件”。真实情况是许子明曾经看过，也许也给人看过一张几百字的手抄纸片，内容是最高领导在庐山会议时批判陈伯达的短文（当时也称作大字报）。纸片上没有任何显示中央文件的标志和说明，没有任何署名，但是字迹不是许子明的。黄很快知道了谁给了许子明这张纸片，并且提供者对黄讲明白了，纸片是在上海市区公交车上捡得的。这个托词很巧妙，因为即使看过传播过，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张纸片的内容是有问题的。这是最高指示，所以是无法追究的。但是，黄根本不听任何解释，一意孤行地用这个按常理推论明显不成立的“罪状”继续打击许子明。黄下台后短暂地在连队灌溉机房一段时间，虎落平阳。有人曾大胆面对面地指责过他：你害死了许子明。他居然回答：不是我害他的，我很欣赏许子明的。这个辩解太苍白了，“偷抄”就完全是黄一手制造的，他的责任是不可能推卸的。不过，许子明“炮打”事件的始作俑者多半在上海中学。市教育局调查组在上海办学习班，所召集的我们班同学的名单显然是精心准备的。高三（5）班虽然近乎铁板一块，但是同学之间的亲疏总是存在一些的，只有很熟悉我们班情况的人才有这个能力提出这份名单。经过市教育局和五四农场场部的转手后，最后枪交给了黄，子弹只有一颗，“炮打”。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定是哑火的，于是黄就煞费苦心地再制造另一颗子弹，“偷抄”。四人帮倒台以后，市复查办公室对许子明有一个最终的结论：“炮打”和“偷抄”都是不成立的，死亡按工伤待遇。虽说有结论了，但是，凭两个如此不成立的罪名可以审查一个无辜青年长达两三年之久，并置人于死地，其中有没有诬陷和渎职呢？当年市复查办公室做结论时所有的当事人均在世，自上海中学起到12连的所有办案文档（包括可能有的举报信）也肯定还保存着，查清楚并不困难。一条人命没了，为什么不追查就草率地下结论，匆匆了事呢？
还记得1972年3月底，许子明突然在连队贴了一张三百字左右的大字报，没有认错，但是语言极其含糊。很明显，精神已经恍惚，但神志大体还是清醒的。不住一个寝室以后，我们留在12连的同学基本上每天晚饭后都和他一起在连队北侧的河边散步、抽烟和聊天。原来我们都是依靠他来排解自己的怨气和牢骚的，他是我们心目中的强者，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也是有压力的，也是需要我们这些朋友们去帮助他释放压力的。这张大字报让我们醒悟了，除了赶紧通知他上海的阿姨外，我们开始询问他的想法，他逐渐讲出了他的担忧。他担心外校朋友可能的不实“检举”，担心自己的境遇可能影响到父母和姐姐以及上海受她母亲委托照顾他的阿姨全家（作为老干部，他们的处境也不好），担心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到五四农场的同学们受到株连。当时农场已经有了几次小规模上调的机会，我们几个一起结伴到五四的一个都没有轮到，他非常内疚和自责。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安慰人的能力，也没有任何起码的心理卫生知识，只能在他讲完一段以后或者改换话题，或者讲几句不起什么作用的宽慰话。
1972年4月12日，黄召开了一个全连队的批斗大会，包括许子明在内一共有四五个批斗对象。黄的态度异乎寻常地严肃，坐在主席台上。他讲：这是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日子，今天我们要狠狠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气焰。然后，他命令批斗对象逐一到他旁边面向大家站着，对每个对象都发表了一番措辞严厉的批判，绝对的凶神恶煞。许子明大概站了四五分钟，头微微低下，脸色难看，神情木讷。一年多以来，对许子明的审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有过几张大字报，但是从来没有过让许子明上台的批斗会，甚至黄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判许子明的次数也很少，更多的是“有的人”怎样怎样。在这个批斗会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因为黄没有拿得出手的材料，所以不敢贸然行事，只能虚张声势。黄的这个批斗会让我们很不知所措，而许子明一定认为，黄掌握了什么重要的材料，才出如此重拳的。这是压垮许子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黄看准了许子明精神恍惚的时机，以此逼供的一根稻草。当天晚上我们和许子明见面时，他一言不发，一支紧接一支地抽烟，即便我们讲大话“一定报仇雪恨”时，他也毫无反应。分手时，许子明才开口讲话：好好读书，将来总是有用处的；不要招惹事情出来，我的问题肯定是会解决的。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后的话，现在回想起这几句话，仍然伤心无比。后来的二十天，晚上和许子明在一起时的感觉是他轻松了一些，尽管反来复去的就是一句话，我没有什么，蛮好的，讲话的时候还时时带着微笑。在他走了以后，我们才明白，这时候的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公道，换取所有他热爱的人的安全，所以他反而从容了。而我们则是傻乎乎地认为他在慢慢地恢复。1972年5月3日刚过中午，许子明从12连附近的五七干校水塔最高处跳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许子明从来没有加害于人，他是一个受害者，是那个荒唐年代的牺牲品。那个年代难有强者。强者自然可以能够生存，弱者可以苟且偷生。许子明不是强者，但他也不是弱者，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尊严，他不甘曲膝屈服。所以他只能选择离开，用离开的方式，以宝贵的生命进行抗议。
感谢高三（5）班的同学们，感谢大家在50周年纪念册中为许子明留有位置。感谢上海中学和五四农场12连所有关心、同情和帮助过许子明的同学们和朋友们。
Dex，曹棐民 11/26/2019
军 on 2024-02-07-02: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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